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、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时代进程中，社区作为人们安居乐业的基本单元和公共服务递送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其法治文化氛围的浓厚与否，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的基础。社区法治文化，远不止于悬挂普法标语或举办讲座，它本质上是一种融入日常生活的规则意识与行为习惯，涵盖居民对法律法规的知晓、对公平正义等价值的认同、在现实中依法办事的自觉，以及议事会、调解室等实体支撑平台。当前，随着社会发展与人口结构变化，社区事务日益复杂，邻里关系、物业服务、环境维护等新型诉求不断涌现。在此背景下，培育积极健康、崇法尚理的社区法治文化，推动形成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，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、增强居民幸福感与安全感的重要途径。这既是对国家法治建设顶层设计的基层响应，也是在微观层面凝聚社会共识、塑造现代公民品格的关键实践。
深厚而活跃的社区法治文化，在实践中展现出多重积极功能，成为基层善治不可或缺的软实力。首先，它发挥着基础性的秩序维系作用。通过居民公约、业主管理规约等富有弹性的社区规范，与国家法律法规形成有效补充与衔接，能够将大量常见的邻里纠纷、管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、解决在基层范围，有效促进了社区生活的和谐与稳定。其次，它承载着重要的价值引领功能。在社区公共事务的民主协商、集体决策以及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，权利平等、程序公正、诚实信用等法治理念得以具体呈现和传递，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居民的公共精神与规则意识。再者，它具有显著的治理增效作用。当法治成为社区内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时，居民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的意愿与能力将得到提升，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、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的协同合作也会更加顺畅，从而整体降低社会治理成本，提升公共服务与应急管理的效能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循环。
近年来，我国在社区法治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，形成了各具特色、多元共进的实践模式，积累了宝贵经验。从发展历程看，相关工作已从早期的普法知识宣传，逐步深化为注重法治精神培育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系统工程。各地结合实际情况，涌现出诸如党建引领协同型(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推动法治精神融入社区服务与管理)、民主协商公约型(引导居民通过规范程序共同商议制定社区守则，实现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)、专业服务支撑型(通过建立社区法律顾问制度等方式，引入专业力量提供常态化法律咨询与指导)以及科技智慧赋能型(运用在线平台、移动应用等数字化工具，便利居民参与、提升纠纷调解与信息公开效率)等多种行之有效的路径。这些实践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，表现为社区法治建设的组织载体日益健全，居民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、解决纠纷的意识明显增强，社区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机制不断完善。
在肯定成绩的同时，也应认识到社区法治文化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，当前仍面临一些需要关注和突破的环节。例如，在不同地区、不同类型的社区之间，法治文化建设的资源投入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，如何推动更加均衡的发展值得思考。部分社区在开展相关活动时，存在形式与内容创新不足、居民参与深度不够的情况，影响了效果的可持续性。此外，随着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和数字化生活的全面渗透，社区法治文化建设也面临新的课题：一方面，需要关注并回应老年人、流动人口等不同群体的差异化法治需求，提升服务的精准性;另一方面，在利用网络平台促进居民参与和信息公开的同时，也需注重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社区秩序，防止不实信息传播，促进线上线下法治建设的良性互动。
展望未来，持续深化社区法治文化建设，需要社会各界凝聚共识、多措并举、协同推进。在制度建设方面，可进一步总结提炼基层实践中的成熟经验，完善社区层面的议事协商、规范制定与矛盾调处机制，促进软性规范与刚性法律之间的更好衔接。在主体培育方面，应不断创新法治宣传教育的形式，增强其互动性与体验感，着力提升社区工作者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工作、服务居民的能力，并鼓励律师、法学专家等专业人才更深入、更持续地参与社区法治实践。在机制创新方面，可以探索建立更为科学的评估激励体系，综合考量制度建设、服务可及性、矛盾化解率与居民满意度等多维指标，并尝试引入志愿服务积分、诚信行为记录等柔性引导机制。在载体与手段方面，需推动法治公园、文化长廊等实体阵地与智慧社区法律服务平台等数字载体融合发展，善于运用数据分析识别社区管理中的风险点与居民关切点，同时确保技术应用的包容性与公平性，不让任何群体在数字时代掉队。归根结底，培育深厚的社区法治文化，旨在为每一位居民创造更加公平正义、安定有序、充满活力的生活环境，这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全社会共同的滋养，让法治不仅铭刻于条文，更流淌于日常，成为支撑社区美好生活的坚实基石。
(成都理工大学 华罗垒) 责任编辑：王生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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