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庭坚：直笔敢书时事谬，孤忠自守岁寒情

他对百姓疾苦的关切，贯穿其一生的为官生涯

他是苏轼学生，却与苏轼一并称雄文坛；他是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，提出“夺胎换骨”“点铁成金”等诗学理论；他的书法，与苏轼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他任职太和县令，坚持平易为治；他受任起居舍人，面对个别地方衙门“用铁龙爪治河”的荒唐做法，直书“有同儿戏”。在被审问流放后，又被以“幸灾谤国”的罪名再次定罪流放偏远之地，但他始终保持内心的淡定与从容；在北宋新旧党争风波中，坚守自己的风骨、忠实自己的职责，在人生的各个时期为民执政、公正司法，用坚定的脚步和切实的行动大写人生史诗。他就是北宋诗人黄庭坚。

黄庭坚的书法作品。图/赋有

乡村少年：聪明早慧却突遭变故

宋仁宗庆历五年（公元1045年）六月，黄庭坚生于北宋江南西道洪州分宁县（今江西省修水县）双井村。《宋史》记载，少年时代的黄庭坚“幼警悟，读书数过辄诵”。其舅李常取书架上的群书考问他，他无不通晓。

6岁时，他作诗：“骑牛远远过前村，吹笛风斜隔岸闻，多少长安名利客，机关用尽不如君。”

7岁时，他为参加科考者赋诗：“万里云程着祖鞭，送君归去玉阶前，若问旧时黄庭坚，谪在人间今八年。”

但天有不测风云，13岁那年，其父病逝，他只好被寄养在舅舅李常家。李常藏书丰富，黄庭坚得以遍览群书，眼界大开。

治平三年（公元1066年），21岁的黄庭坚乡试第一，次年到汴京参加科考，登进士第，调汝州叶县尉，从此步入仕途。

黄庭坚的塑像。（图/网络）

初仕叶县：爱民宽民却离任地方

北宋汝州叶县（今河南省叶县）是黄庭坚仕途的第一站。县尉的职责主要是协助县令执法、司法，是北宋最基层的执法官、司法官。黄庭坚一到叶县，便写下自己的职业志向：“白鹤去寻王子晋，真龙得慕沈诸梁。千年往事如飞鸟，一日倾愁对夕阳。遗老能名唐郡邑，断碑犹是晋文章。浮云不作苞桑计，只有荒山意绪长。”诗中的王子晋是东周叔向、师旷极其折服的东周贤明王子，其追慕舜禹等先贤，心忧天下，乐于奉献，使百姓各得其所；沈诸梁则是叶县史上首任县令，其率百姓修筑东、西二陂，灌溉农田数十万亩，利国利民。黄庭坚初入仕途，即以王、沈为榜样，在叶县大兴水利、宽待百姓，获得叶县父老感恩。

熙宁二年（公元1069年），王安石任参知政事，即将推行变法。此时，河北发生地震，震后又逢大涝，难民纷纷涌入叶县。24岁的县尉黄庭坚主持赈灾事宜，他在救灾中沉痛写下《流民叹》：“朔方频年无好雨，五种不入虚春秋。迩来后土中夜震，有似巨鳌复戴三山游。倾墙摧栋压老弱，冤声未定随洪流……河北不知虚几州……问舍无所耕无牛……庙堂已用伊吕徒，何时眼前见安堵。疏远之谋未易陈，市上三言或成虎。”

诗中字字血泪，痛切之情跃然纸上。他对百姓疾苦的关切，贯穿其一生的为官生涯。叶县任上，他在县衙立下《戒石铭》，亲笔书写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。其笔力刚劲，直指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。这十六字，是他为官操守的写照，也是后来屡遭贬谪却始终“淡然自泊”的精神支柱。

四年后，他参加四京学官的考试。被任命为北京国子监教授；任满后，留守文彦博看重其才，留他再次任教。

苏门唱和：敬重苏轼却和而不同

元丰元年（公元1078年），因王安石主动辞相，宋神宗赵顼从幕后走到前台，亲自主持变法。他在王安石变法的基础上，统一了全国官员的薪金，还加强了对官吏的管理和任命。

同年，任大名府国子监教授的黄庭坚与苏轼首次通信。苏轼读到其诗文后，惊叹：“超轶绝尘，独立万物之表，世久无此作。”这份激赏，不仅是前辈对后学的提携，更是两个伟大灵魂的彼此发现。

次年，42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后，作《湖州谢上表》，指出：“陛下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”后因此被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奏指控“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”。“乌台诗案”爆发，苏轼被逮捕入狱。黄庭坚虽未与苏轼谋面，但御史很快发现苏、黄等人唱和之作，黄庭坚因此被认定为“受苏轼谤讪诗不缴”。他本可以选择划清界限以求自保，但面对同僚的劝告，他引用白居易的“时人所重，仆之所轻”表明心志：众人看重的趋利避害，正为其所轻。面对调查，他承认与苏轼在诗文上相互唱和，也为苏轼诗文积极辩白。御史控告苏轼犯下诽谤皇帝等四条死罪，欲置苏轼死地而后快。苏轼以为在劫难逃，差点自杀。幸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说：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曹太后等人也为苏轼说话，苏轼才得以免死流放，黄庭坚也因此受到罚铜的处罚。

从此，黄庭坚的人生与苏轼紧密相连。他与张耒、晁补之、秦观并称“苏门四学士”，敬重苏轼，却待他亦师亦友。在诗学上，苏轼如天马行空，黄庭坚则如琢玉成器；一个以“意”驭“法”，一个以“法”求“意”。面对时事，他与苏轼也大为不同：苏轼“不吐不快”，其性格如他自己所言“与人无亲疏，辄输写腑脏，有所不尽，如茹物不下，必吐出乃已”；而黄庭坚则内敛、克制，以温和的方式表达内心的坚守。苏轼因直言一生颠沛，黄庭坚则因“直辞”被贬，结局相似，原因却大有区别：前者是“不得不言”，后者是“不得不答”。两人命运的相似与性格的差异，构成了北宋士大夫精神图谱上两道不同的风景。

在书法上，他们也相互砥砺，相互促进。据宋代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卷三记载，苏轼说：“鲁直（黄庭坚字）近字虽清劲，而笔势有时太瘦，几如树梢挂蛇。”黄庭坚笑着说：“公之字固不敢轻论，然间觉褊浅，亦甚似石压蛤蟆。”二公大笑，都认为对方的评论，深切自己书法之病。但苏轼在《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》中的评价则为：“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（倾斜）字，以真实相出游戏法，以磊落人书细碎事，可谓‘三反’（三个矛盾对立统一）。”

在文人相轻的年代，他们在患难之时的和而不同，相互促进，令人感动。

贬官降职：平易为治却反遭打压

乌台诗案后，黄庭坚转任吉州太和县知县，从中央到地方，是其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。而此时，宋神宗又大力推行盐税新政，希望在王安石变法的基础上，增强国家财税，富国强兵。

据《宋史》记载，面对朝廷的诏令，黄庭坚的诸多上级趋之若鹜，“争占多数”以求政绩，但黄庭坚却坚持太和实际，不唯上，不唯官，仅唯实，没有脱离实际盲目追求政绩；他治理太和始终坚持“以平易为治”。对此，上级官员对其极为不满，“而民安之”。这种“不以民为梯”的操守，使他在地方官任上赢得了百姓的拥戴，却受到了上级的打压。

因此，元丰七年（公元1084年）夏秋间，39岁的黄庭坚被从太和县知县降为德平镇（今山东省临邑县德平镇）镇监。当时德州通判赵挺之是位积极的变法派，他和酒税提举杨景芬等人打算在德平镇推行朝廷诏令的“市易法”，其主旨是通过官府管理市场贸易以增加政府税收。此举虽可打击大商人，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小商户和百姓利益。作为一镇之监的黄庭坚，认为德平镇小民穷，不宜实行市易法。他与赵挺之、杨景芬等上级公开对抗，以致赵挺之等人的计划落空，百姓得以安定。据《宋史·赵挺之传》记载：“初，挺之在德州，希意行市易法。黄庭坚监德安镇，谓镇小民贫，不堪诛求。”《德平县志》亦对此作了翔实记录：“酒税提举杨景芬欲于本镇行市易法，庭坚谓：‘镇小民贫，不堪诛求，若行市易，必至星散。’文移往来，士人传以为笑，景芬意沮乃止。”黄庭坚保护了德平商贸市民的利益，维护了德平商贸的稳定经营，但也由此进一步得罪了上级官员。

回归中枢：否极泰来却秉笔直书

元丰八年（公元1085年），38岁的宋神宗病逝。年仅8岁的宋哲宗继位，其祖母高滔滔太后垂帘听政，起用司马光等人，全面废除新法。黄庭坚否极泰来，被从德平镇召回朝廷任校书郎、《神宗实录》检讨官。他参加了《神宗实录》的起草、编校工作。后升为起居舍人，成为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近侍史官。苏轼也被从流放地迁为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知制诰等官职。苏、黄等文人频繁雅集、诗文唱和，成为一时文化盛事。然而，“实录”检讨官之职，却为黄庭坚的后半生埋下了祸根。

也正是这年，40岁的黄庭坚得子，他对儿子寄予厚望，亲自教儿子读书练字。黄庭坚对母亲也极为孝顺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苏轼担任侍从官时，举荐黄庭坚代替自己职位。苏轼在举荐的奏文中写道：“黄庭坚有宏伟奇特的文章，冠绝当世；有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的品行，可以比得上古人。”

同年，黄庭坚想起了同乡好友黄几复贬谪在广东四会，不由得心生思念，写下了传颂千年的经典《寄黄几复》：“我居北海君南海，寄雁传书谢不能。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持家但有四立壁，治病不蕲三折肱。想得读书头已白，隔溪猿哭瘴溪藤。”

元祐元年（公元1086年）九月初一，司马光病逝。黄庭坚沉痛地写下挽诗：“毁誉盖棺了，于今名实尊。哀荣有王命，终始酌民言。蝉冕三公府，深衣独乐园。公心两无累，忧国爱元元。”他称赞司马光内心不为私利所累，也不为生死所累，忧虑的只是国家和黎民百姓。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内心追求与写照呢？

他在公元1094年8月，作《黄子家训书》给9岁的儿子黄相，内有“四无齐家”：无你我之辩，无多寡之嫌，无以小财为争，无以小事为仇。“四无修身”：无思贪之欲，无横费之财，无以猜忌为心，无以有无为怀。八无为敦睦之本，黄氏敦睦继无穷。

他还留下一篇《家戒》，总结一些家族兴衰的原因，告诫子孙要互相谦让、互相照顾，和睦相处，齐心协力维护好家族的传承发展。

实录之祸：龙爪治河竟直书儿戏

绍圣元年（公元1094年），17岁的宋哲宗亲政，重新强推变法，新党卷土重来。章惇、蔡卞等人被重用。王安石虽然极力称赞“鲁直清才，非奔走俗吏”，但作为变法力推者的章惇、蔡卞却容不下黄庭坚。他们翻检《神宗实录》，从中摘出1000多条“诬谤”宋神宗之语，并说这些“诬告诽谤之语”没有事实根据，拉开了清算旧党的司法大狱。不久，经院吏考察审阅，大多有事实根据，但仍有32件事有待查证。因黄庭坚在《神宗实录》中写有“用铁龙爪治河，有同儿戏”一语，首先受到审讯。面对审讯，他从容对答道：“我当时在北都做官，曾亲眼看到这件事，当时的确如同儿戏。”审讯官继续往下盘查追问，他都据实直言回答，毫不隐讳，闻者无不称赞他胆气豪壮。

这就是黄庭坚在新旧党争风暴中交出的答卷。最终，他被贬涪州别驾、黔州安置。到达贬所后，他写下《谢黔州安置表》，向皇帝报告自己行踪：“四月二十三日到达黔州……有司讨论本人的刑狱，给本人定罪，本希望处以最重的死刑。但明主推究本人动机，认为并非出于恶意，最终保全了本人性命……本人身处万里之外的远方，孤身一人，只能对着自己的影子相互慰问；家中兄弟们正濒临饥寒交迫的困境，儿女们是生是死，也全都不得而知……此处穷乡多生怪事，常年苦雾弥漫，天气阴沉。我只能与木石为亲，几乎像《庄子》所说的柳树长在我的肘边，病痛或死亡随时可能降临；但日月在上，我就像向日葵一样，怎敢忘记向着太阳倾心。”

贬谪岁月：发配黔州却澹然自守

从49岁到60岁，是黄庭坚人生的最后阶段，也是最见其人格光辉的阶段。他先后贬黔州、戎州。

据《宋史》记载，在发配黔州期间，攻击他的人还说他去的是好地方，诬他枉法。此时，他的外兄张向提举夔州路常平，按制须回避，朝廷遂将其“移戎州安置”。戎州（今四川省宜宾市）更为偏远，“寓舍在城南屠儿村侧，蓬翟柱宇，鼪鼯同径”，但他依旧“泊然，不以迁谪介意”，讲学不倦，“凡经指授，下笔皆可观”。以致四川的士子都仰慕他，乐意和他亲近。凡经他指点的文章都有可观之处。宋哲宗元符二年（公元1099年）八月十七日，他与诸生步自永安城楼同游，写下《念奴娇·断虹霁雨》：“桂影扶疏，谁便道，今夕清辉不足？万里青天，姮娥何处……年少从我追游，晚凉幽径，绕张园森木。共倒金荷家万里，难得尊前相属。老子平生，江南江北，最爱临风笛。孙郎微笑，坐来声喷霜竹。”

公元1100年，年仅22岁的宋哲宗病故，宋徽宗即位，宣布大赦天下。黄庭坚被赦，他在东归途中路过岳阳，写下《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》：“投荒万死鬓毛斑，生入瞿塘滟滪关。未到江南先一笑，岳阳楼上对君山。”

“投荒万死”四字，道尽十余年贬谪之艰；而“先一笑”三字，又将万般苦难轻描淡写。

据黄庭坚上奏的《戎州辞免恩命奏状》记载，同年十月，朝廷恢复其奉议郎、签书定国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等职。十二月，他从戎州的贬谪居所动身出发，三月抵达峡地，又接到朝廷任其朝奉郎官职，暂代舒州事务。四月，他抵达荆南，接到受任吏部员外郎的任命，命其乘驿马启程赶赴京城。他以患病为由婉拒此项任命，请求在江淮地区立足，不愿回到朝廷中枢，卷入无谓的新旧党争之中。

颇具戏剧性的是，正是在贬谪途中，黄庭坚的书法迎来了关键的转变。他自言：“余在黔南，未甚觉书字绵弱，及移戎州，见旧书多可憎，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。”从黔州赴戎州的漫漫旅途，成了他书艺精进的熔炉。“舟中观长年荡桨，群丁拔棹”而笔法大进——生活的困顿，竟化作了艺术的源泉。

宜州终站：南楼风雨却自享快乐

然而，命运并未放过他。崇宁二年（公元1103年），登基不久的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，重新宣布变法。58岁的黄庭坚因作《荆南承天院记》，又被以“幸灾谤国”的罪名“除名，羁管宜州”。

宜州更为蛮荒。初到宜州，住寺庙“法所不许”，住客店“又抵之罪”，不到两年间六迁住所。有一次竟住“上雨旁风，无有盖障”的露天敞棚，四周“市声喧聩，人以为不堪其忧”。黄庭坚却毫不在意，美其名曰“喧寂斋”。他在《题自书卷后》中写道：“余以为家本农耕，使不从进士，则田中庐舍如是，又可不堪其忧耶？既设卧榻，焚香而坐，与西邻屠牛之机相值。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。”

字里行间，尽显“无入而不自得”的君子之风。

最后一次迁徙，他住到了南门城楼上。此居所低矮狭小，三伏天热如蒸笼。一日忽降小雨，黄庭坚酒后微醺，坐在矮凉床上，悠然把脚从城墙栏杆间伸出，感受雨水带来的清凉与惬意。他转头对身边的范寥说：“吾生平无此快（乐）也！”

在宜州南楼的最后岁月里，三点雨水、丝丝凉意，便为这位贬谪老人带来莫大的快乐。这是挣脱名利枷锁后，心灵所抵达的大自在之境。

崇宁四年（公元1105年）四月，黄庭坚病卒于宜州贬所，享年60岁。不久，当地人就立祠纪念。绍兴初年，宋高宗追封其为太师、龙图阁直学士，谥“文节”。文，其诗书也；节，其风骨也。

诗中宇宙：关爱百姓且点铁成金

黄庭坚开创的“江西诗派”，自南宋起，广泛地影响诗坛千百年。他主张“文章最忌随人后”“自成一家始逼真”，提出了“点铁成金”“夺胎换骨”之说。他要求诗歌“无一字无来处”，又要求“以故为新”“以俗为雅”。

但黄庭坚绝非形式主义者。他说：“文章功用不经世，何异丝窠缀露珠。”他的《流民叹》《上大蒙笼》等诗，皆表达了对民众苦难的深切同情。他高呼“民病我亦病，呻吟过五更”，倡导“当官莫避事，为吏要清心”，这可视为其为官理念的心得与总结，“莫避事”意味着担当，“要清心”意味着清廉。

结语：消解苦难却独立万物

黄庭坚一生，官不过知州，位不及宰辅。但他以一己之力，开辟了一派诗风，成就了一体书法，留下了一部精神史。他与苏轼并称“苏黄”，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奇景。苏轼以旷达化解苦难，黄庭坚以理性消化苦难；苏轼的诗如行云流水，黄庭坚的诗如金石铿锵。

他为苏轼狱中没有自尽而庆幸，自己再苦再难，也决不轻生，相反，在苦难中，淡泊自守；他告诫苏轼“有手莫灸权门火”，自己却“直辞以对”；他提倡“点铁成金”，自己的一生，正是将贬谪流放的废铁，炼成了诗文书法的真金。他死后“内无余帛，外无赢财”，只留下一句家训：“藏书万卷可教子，遗金满籯常作灾。”

这就是黄庭坚，一位在人生风暴中守住独立人格与不灭诗心的山谷道人。他的生命，以诗文为骨，以坚韧为笔，在北宋末年的风云激荡中，写下了一部属于士大夫的灵魂史诗。

这首《临江仙》是其人生写照：初任县尉怜黎民，迁官更持法平。直笔青简对公卿。谤罪虽锁颈，心月自澄明。沟壑纵横虎狼逼，凌霜犹笑新晴。几番谪途淡泊行。宜州风雨夜，快意恰相迎。

正是：孤帆溯江远汴京，叶县初心恤灾民。太和独抗新盐令，黔戎岂移铁石心。直笔敢书时事谬，孤忠自守岁寒情。宜州九日风霜后，犹向人间作苦吟。

(来源：《法制与新闻》杂志   作者： 何能高)